7日上午,在妇联联组会议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“吐槽”,当下各种卡太多,应当拓展身份证的使用范围,把身份证变成“一卡通”,涵盖就医、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信息。听取讨论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伟当场并未给明确答复,他说自己将会把该建议转达治安局。李伟还表示，该问题牵扯到多个部门，不是公安部一家说了算。目前已经向国务院提出协调多部委解决问题。(3月8日《信息时报》)
现实生活中，各种卡证多如牛毛，很多时候的确给人以不胜其烦之感。恰是鉴于此，方才有代表委员发出，“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”的呼吁。该建议一经放出，便获得了公众的积极回应。然而，该设想到底能否实现、会在何时实现，却似乎仍不可预期……当各个职能部门，普遍形成了办照发卡的路径依赖，引导其删繁就简、协调一致，注定要面临种种阻力。显而易见，此举所涉及的，绝不仅是信息整合那么简单，而是关系到机构权属、利益转移等等。
必须承认的是，各型各色的卡证，无一不是大有来头。每一张“卡”，都对应着一种公民权利，对应着一项公共服务，对应着一个对之负责的公职机构。可以说，各种卡证的迅速增多，原本就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。它们显然代表着，公共服务的多元化、数字化与便捷化。可是问题在于，随着民众业已习惯了各类公共服务的内容，他们不可避免会对其“实现形式”提出更高要求。在此语境内，那些繁复庞杂的“卡家族”，无疑会成为众人吐槽的对象。
医疗、教育、就业等等领域的卡证，其实有着高度同质和叠合的地方。比如说，它们本质上都使用着相同的数据基础，也即以身份证号为核心的公民信息库;再比如说，就具体运作模式而言，它们同样都遵循着“建档-立卡-读取-使用”的流程——这事实上说明，从技术和效用角度来说，将尽可能多的卡整合一处，完全具备可操作性。所以，此事的关键，其实恰如相关官员所说，“牵涉到多个部门，需要协调多部委”。
可以预见的是，一旦身份证果真变成一卡通，势必会对各个职能部门，产生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。一方面，为了实现信息彻底整合，相关机构必然要牺牲掉一定的业务独立性，从而要置之于更开放、透明的约束框架内;另一方面，随着各种卡证被“一卡化”，原本由之产生的收益、寄生其上的公职人员，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直接威胁。这一切都决定了，多数公共职能部门，缺乏推动身份证一卡通的动力。
说到底，只有将部门利益，统一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之中;只有让各行其是的公共服务供给，变得更有秩序、更加协调、更具整体视野，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“卡多多”一类的烦恼。须知，公共服务二次升级的一大标志，或许就在于以一套标准化的实现过程和终端出口，来取代原本各自为政的部门化封闭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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